华西临床“博士快车”义诊走进江安校区

经过对话、协商和达成妥协，双方确定了具体的赔偿数额，被害方承诺不再提出严厉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请求，或者提出宽大刑事处罚的申请。

秦文在另一处也犯了上面同类的忌讳，不过程度稍微轻一点儿。法学基础理论要转型，不仅要勇于提出和论证新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还要有勇气接受这些新东西。

3.权利和权力在法现象层面彼此独立甚至相互对立，但都是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和归属已定财产的法律表现，在这两个层次权利权力无差别，故尔权利和权力从根本上看是一个可称为法权的整体。在上述三个层次共七个基本概念中，前五个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上正好穷尽古今中外的全部财产、全部利益及体现它们的全部现象，第六个（即义务）则从反面正好穷尽古今中外全部财产负值、负面利益及体现它们的全部现象。若构成一个学科理论模式的基本范畴中无一个实质性新概念，无一个新的基础性命题，所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都是一个世纪甚至更早以前的，那么，据此就足以判断其中不可能包含任何真正的学术新思想。[19]如果说这个过程讲的是劳动成果向权利的转化，那么，还原不过意味着财物的损害赔偿或权利的有偿转让。法权平衡不是等臂衡器（如传统天平）上的平衡，不一定要求两端总量相同。

[11] 此处列举的基础性命题中有几条在《法权中心主义要点及其法学应用》（童之伟，《东方法学》2011年1期）一文中初步讨论过，这里重提，内容和表达方式都做了更新。为方便计，读者不妨将法权理解为法定之权，即法律承认和保护的权利和权力的统一简称。甚至法律还要涉及人们的身心关系：一方面，法律必须保障人们身心关系的自由，只能保护，不得干预人们的思想自由。

（二）以法治思维安排当下和未来的国家治理 当下，我们面对的是现代国家治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数千年来铸就的治理传统，基本上属于权治和压制模式，其历史沉积既久，现代启蒙又深受时危世艰的国难影响，出现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走势。做出决策要求我们在一个目标与另一个目标之间权衡取舍社会面临的······权衡取舍是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在我国，古老的殷商文化及其统治，就是一种典型的神权——鬼神化的统治模式。

此前提不在，则其他问题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或问：人们纯粹自治的思想活动、道义行为，以及法律未曾规定的领域如何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事实上，现代法律早已把思想自由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言论自由规定为公民的权利，它意味着：思想并非逃离法律之外的存在，乃是法律必须保护的对象，对社会主体而言，不得因思想以及政治言论追究责任，是法律的底线要求。

这一思维事实上是要把所有国家治理的事项都纳入生生不息、不断复制的法律运作中。我们知道，逻辑的内在含义是用来研究人们思维规律的学问，扩展含义是用以研究思维活动与客观对象（自然对象、社会对象以及心理活动）对应关系的学问。那么，即使一时记住了某些法条、某些法律概念，甚至有了某些法律理念，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被抛诸脑后，荡然无存。自然，这需要所有权力主体比普通公民有更高的法治思维。

主体间在互治中会产生纠纷，且互不相让。所以，法律是人们预先行为时，能够获得心理安全和行为保障的预期机制和预判根据。个人和社团权利实现和义务履行的行为，要自觉地符合法律规定。例如美国政府对国际贸易行为和企业行为（如华为投资美国、甚至其他国家）的强力干预（频繁动用关税壁垒和单边的制裁壁垒），对其国内一些产业，如军事、农业产业的政府补贴等，都越来越彰显政府在其经济活动中的积极角色。

本文的探索，也只是抛砖引玉，但愿直面这一问题，以法治思维审视我国的国家治理。有了这种行为依从和心理敬畏，人的法律感也就自然养成了。

昔日有了纠纷，每每是通过拳头决胜负。古人云：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也需要关注并培养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公权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律人）的高阶法律思维，使其行为不但被安排在高阶法治思维之中，而且藉此进一步保障和引导大众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巩固其初阶法治思维，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落实法律之规定。这正如任何人都可能从一个人的外表看出其身体患病，但并不意味着其能看出该人所患具体病症一样。这足以表明现代法治权力运作中的主体参与特征。可见，理性人假说不仅指向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或者经济组织与其他社会团体，而且指向国家。原子化的个人从来只是研究者观察人的起点，但从来不是，也不应当是其观察人、人类的落脚点。即人们以神治—教化模式理解法治，并由此生成错误的初阶法治思维。

上述论述，意在表明，一方面，在初阶法治思维中，很容易产生虚假的情形。昔日一有交通事故，总会发现司机间、乘车人之间相互辱骂、推搡、甚至打架的情形。

其二，法治思维的主观基础是人脑的中枢神经系统对法治的反应能力。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

一个国家只有把法律规范的内部系统性推向外部系统性，才可谓治理良好的国家。特别是当代国家的政府，无论其实行何种制度，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内容摘要：现代国家治理必须依循法律和法治，其中法治思维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尤为重要。但这不意味着在法律内部以及法治各要素间出现冲突后，人们听之任之、束手无策，反而立足当下，寻求哪怕是眼前解决问题的救济之策，使法律保有形式的逻辑圆润，实质的社会统一调整，是高阶法治思维必须给出的基本对策。可见，协调性是系统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必须强调，现代法治体系中的他治，一方面，是启蒙思想家所谓社会契约的他治。

对人类思维与动物思维的这种比较，业已表明人类思维的高阶特征，只有人脑及其中枢神经系统，才具有对法治这样复杂的事物之思维能力——无论是感性的浅层次的法治思维还是理性的深层次的法治思维，而任何其他动物都不具备这种主观的思维机制和思维能力。其中法律规范要素是其他四个要素的逻辑前提。

所以，即便按照法治思维安排现代国家治理不能一蹴而就，也必须在改革的实践中，点滴积累、日拱一卒、长期不懈地寻求经由法治思维，组织、规范、安排国家治理。可见，法律感在这里是对普通人而言的（尽管这并不排斥法律人的法律感，但如前所述，法律人的法律感：一是对普通人法律感的筛取、加工和升华。

法治实践属于社会—制度事实，作为人类史上的制度治理事实，与其他一切制度一样，它包含了五个基本要素，即理念要素、规范要素、主体要素、行为要素和反馈要素。在此意义上而言，法律方法就不仅是司法主体适用法律的方法，也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方法。

（三）国家治理中的理性—实践思维 法治是人类良知与理性的规范性实践。后者如果来自法律规范，那么其救济方式与前述内部救济的方法并无不同，如果来自法治其它要素不予落实法律规范，或者落实法律规范不到位，那么，唯一的救济方式就是在实践中复制法律规范（无论是成文法规范，还是判例法规范）的内容，而不能让法律规范屈就法治其他要素对它的刻意的或无意的背离。无论是政府的执行行为，还是军事机关的指挥行为。二是有其专业知识的前见）。

因此，法律感和初阶法治思维之培养，也应分为权利感和义务感、权力（职权）感和责任（职责）感。和正义紧密相关，法治必须表现出为了实现正义的交涉性、辩驳性、协商性以及回应性，这些属性又直接牵连法律和法治的形式可接受。

即如果所普的法在公民心目中是遥远无垠的、与他们毫不相干的。现代法治也罢，现代国家治理也罢，其目的之维，就是实现自由秩序。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设计图，是模具，是3D打印机，而法律调整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依据设计图、模具或3D打印机所生产出的产品。3.在身与心的关心（身心关系）中，我心导我行，心是决定的，行是派生的。